魏廷琤 口述 刘荣刚 整理长江三峡工程从20世纪50年月正式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到90年月开工建设，经由了40多年的准备。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一直与长江治理、开发打交道，从1949年开始，先后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秘书，长江流域计划办公室汉江计划设计室主任、施工设计到处长、副总工程师、副主任、主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也是三峡工程决议和争论的到场者、见证者之一。

下面，我将有关三峡工程决议和争论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与读者分享。中苏专家的互助与分歧长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是中国的母亲河。它虽给中国人民以舟楫、浇灌之利，但其水患灾害严重，一直没有获得治理；富厚的水利资源，一直未能获得开发。

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提出过开发三峡的设想。1919年，孙中山在《开国方略》的实业计划中提出要在三峡河段“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1924又在“民生主义”演讲中提到在三峡可以装3000万匹马力的发电机。孙中山的设想，引发了几代中国人治理、开发长江的盼望。

1944年，美国人萨凡奇受国民政府邀请，考察三峡，并在美国丹佛尔垦务局举行过三峡工程的设计研究，建议兴建三峡工程。其时，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三峡工程基础不行能兴建。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中央把长江洪水控制和汉江治理问题摆到一个很是重要的位置。

1953年2月19日到22日，毛泽东主席脱离武汉，乘坐水师“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在九江换乘“洛阳号”军舰，到达南京，视察长江。其时，我随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陪毛泽东从武汉到南京。

在船上，毛泽东听取了林一山关于长江问题的汇报，着重研究了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毛泽东听完汇报说， “费了那么大的气力修这么多的支流水库，还是不能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的主要问题，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修一个洪流库，卡住长江上游洪水呢？”毛泽东要林一山回去抓紧研究，有了结果向他陈诉，但对外不要讲。随后，长江上游工程局根据林一山的部署，于1954年4月，组织人员对长江三峡举行勘探，选取坝址。

经由一段时间的勘探，提出黄陵庙、三斗坪、茅坪等坝址更为有利，值得研究。1954年夏，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幼年遇大洪水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于当年12月在京广线的专列上，用了一整夜时间，专门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情况的汇报，下刻意正式举行长江流域计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究事情。毛泽东还要周恩往返北京后给苏联部长集会主席布尔加宁发电报，希望苏联派专家来华资助举行长江流域计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究事情。

从1955年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向导下，有关部门和各方面人士通力互助，全面开展长江流域计划和三峡工程勘察、科研、设计事情。以原来长委会为基础，由国务院有关部委派人到场，建立长江流域计划办公室。

1955年6月，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组长的苏联专家组陆续来到武汉，不久专家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正式抵达，中苏互助全面展开长江流域的计划事情。1955年10月到1956年6月，中苏专家对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举行了广泛查勘。

长委会调集了18支勘察队在长江干流和嘉陵江、汉江、乌江、金沙江等举行地质勘察。苏联航空丈量队出动10余架飞机，分南北两线航测了长江流域主要地域。特别是1955年10月至12月，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葆华和长委会主任林一山领导长办一些主要卖力人和事情人员，对长江上游干支流举行综合查勘。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成员马林诺夫斯基、阿卡林、司太尔马哈、斯坦盖也夫、叶戈罗夫、德钦斯基、马祖尔、鲁达可夫、沃龙金等10余人到场。

就是在这次查勘中，中苏专家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苏联专家由于对长江防洪形势的紧迫性、严重性认识不足，对水电开发思量较多，主张把重庆上游40公里的猫儿峡枢纽和上游干支流几个枢纽建起来解决近期需要，认为三峡工程规模太大、投资过多，不大现实。中方专家则认为长江防洪问题紧迫，是治理长江的首要任务；猫儿峡等工程淹没良田太多，不能作为治江重点；倾向于以三峡枢纽作为治江战略重点。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很是重视。1955年12月30日，他在北京专门开会，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与会。在听取林一山和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对治江战略的差别意见后，周恩来明确指出：长江中下游防洪，紧迫重要，三峡暴雨区形成的那种大洪水，是上游其他枢纽无法控制的，三峡水利枢纽扼中游来水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有利，又有庞大库容， “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赔偿”，不光对长江防洪有显著作用，综合效益也不是猫儿峡等工程所能取代的；三峡工程应是长江流域计划的主体工程。

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听后，赞同长江防洪是全局性的大问题，同意举行三峡工程研究。今后，苏联专家与中方专家相互配合，在体例长江流域计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等方面，在勘察、计划、设计、科研等领域，都作出了很大孝敬。

在苏联专家的资助下，长办的各个专业逐渐健全起来，队伍逐步扩大。1956年的海内争论1956年上半年，经由几年的努力，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不久前组成的长江流域计划办公室在即将提出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计划要点陈诉时，长办主任林一山总结其时的事情结果，在《中国水利》杂志第5、6期上揭晓了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计划若干问题的商讨》的文章，全文长2万多字。

文章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三峡工程在长江流域治理开发中的枢纽作用和职位，提出“长江流域计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三峡是建设大坝的最好所在；二是在举行长江流域计划的同时，要对三峡工程的设计展开深入研究，其中谈到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最高为235米）以及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的问题。20世纪50年月，毛泽东等中央向导提出举行长江流域计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究问题，主要是从长江中下游防洪方面思量的，并决议由长委会、长办卖力此事。新中国建立前，到场萨凡奇计划及中美互助三峡工程设计的中方团组，除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外，主要是资源委员会的全国水力发电总处。

为此，新中国建立后当中央提出三峡问题时，海内卖力水电的部门认为此事应由他们卖力，当要他们到场时，就有了一些看法。1956年9月，海内卖力水电的同志，针对林一山的文章，组织了一批文章，在《水力发电》杂志第9期上出了专刊。

这些文章认为：用三峡工程防洪是不须要、不经济的；荆江地域防洪形势很是严峻，如发大洪水，会导致淹死几十万人的扑灭性灾难的说法，是夸大其辞、耸人听闻的；在全国用电量比力小的情况下，三峡所发的电基础用不了，会造成资源和投资的浪费；三峡工程所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不光海内解决不了，就连世界上也解决不了；提出用沅水五强溪工程替代丹江口工程。这在全国规模内引起了一场历时两年的争论。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召开事情集会，毛泽东要求集会摆设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将海内两种差别意见的代表接到南宁，举行汇报。

我于1955年起先后被任命为长办计划和汉江计划设计室主任，卖力汉江流域计划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事情；1956年长办事情重心由计划转向设计时，又担任枢纽室副主任，没有到场南宁集会。毛泽东在肯定修建三峡工程须要性的同时，充实吸取差别意见的合理部门，提出“努力准备，充实可靠”的三峡建设目标，并要求周总理亲自抓，一年抓四次。

1958年2月底3月初，周恩来率100多位党政要员和专家，实地勘探三峡工程的预选坝址——南津关和三斗坪，我也陪同前往，并汇报了汉江流域计划和丹江口设计情况。汇报竣事后，周恩来一个个征求专家的意见，大家都说没有意见。

周恩来说，没有意见就这么定下来，批准丹江口工程，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9年开工或者做开工准备。在随后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时，原来对三峡工程上马有意见的同志并没有坚持阻挡建三峡工程，并讲三峡工程有很大的防洪、发电、航运的综合效益，只是把分歧说成是三峡工程的坝高定得高，建设时间上也有些差别看法。船到重庆后，周恩来在总结集会上讲，这次集会是根据中央精神，努力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一次集会。

经由两年多的争论，现在大家的意见基本取得了一致，由此看来，争论还是有利益的，不争论那里有这么多质料来说明问题？1958年3月，凭据周恩来考察的效果和专家讨论的意见，成都市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计划的意见》，明确提出： “从国家久远的经济生长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思量，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可是最后下刻意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事情基本完成之后，才气作出决议。预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察、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十五年到二十年。现在应当接纳努力准备和充实可靠的目标，举行各项有关的事情。

”同时，决议打消长江水利委员会。这次集会实际上对两年多来的争论作了却论。这里，我还讲一个小插曲。

1958年lO月，我随水电部代表团到苏联观光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我们是lO月21日破晓乘苏联图-104飞灵活身的。曾经预订过前一班的机票，因客满而推迟。不意那一班飞机在西伯利亚发生了空难事故，以郑振铎为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全体遇难。

我们到后，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对三峡水利枢纽很关注，驻苏使馆便组织留学生听我们作陈诉。率团卖力水电的一位向导在讲海内“大跃进”的一些问题外，也讲了三峡工程，谈到对三峡工程的差别看法。随后我也作了一场陈诉，主要是围绕中央文件所说“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讲的。这两个陈诉实际上展开了一场争论。

坝址、人防和泥沙研究1958年3月，成都市议竣事后，毛泽东乘坐 “江峡号”轮由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址。过三峡时，他对船长讲了一段关于建设三峡工程重要性的话。4月，他在武汉会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说， “我们准备在三峡筑一个水库。

准备事情需要5-7年，连筑成就要15-20年。”“这将是我们的第一个洪流坝”。

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北戴河长江流域计划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加速三峡设计及准备事情的有关问题，要求在1958年底完成三峡开端设计要点陈诉，并作出“为1961年开事情好准备”的要求。1958年4月，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凭据周总理开展三峡科研大协作的指示，建立三峡科研向导小组，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为组长，科委与水电部各一卖力人为副组长。

6月，国家科委、中科院召开首次科研集会，对三峡工程开展全国科技大协作，到会的有82个单元、268人，同时另有13位苏联专家与会。凭据这次集会制订的计划，全国共200多个单元、近万名科技人员到场三峡工程的科研协作。1958年成都市议后，长办凭据成都市议精神和周总理的指示，全面部署勘察设计等事情。

在勘察方面，长办专家和苏联专家一起，做了大量的地形、地质比选事情。在计划设计方面，建立了三峡工程设计向导小组，我被任命为组长，全力抓好设计事情。三峡工程设计向导小组每周召开一次集会，摆设、部署、检查事情结果，1958年尾提出三峡工程开端设计要点陈诉，1959年拿出开端设计陈诉的初稿。这一时期，三峡科研、勘察、设计事情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对坝址的研究取得很大希望。

1955年以后，我们对两种差别类型的坝区即南津关和尤物沱举行了勘探研究。经由比力，1958年选定了尤物沱坝区，随后在该坝区举行了坝段比力。1959年，选定了三斗坪坝区。

当年5月，我们邀请66个单元188名代表讨论初设要点陈诉，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三斗坪坝区具有不行争辩的优越性；枢纽修建物可按正常蓄水位200米设计。以后，又在该坝段比力了三条坝线，1960年经由比力，选择了上坝线，即现在通过中堡岛的坝线。1959年，毛泽东针对战争状态下三峡工程怎么办的问题，在三峡建设目标“努力准备，充实可靠”之后加上“有利有弊”四个字。

1960年，中央思量到其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和国际形势，决议放缓三峡工程建设的历程。当年8月，周恩来在北戴河集会期间主持召开长江计划集会，调整三峡事情部署，并指示“雄心稳定，增强科研，增强人防”。

同时，由于黄河三门峡水库发生严重淤积问题，又提出水库的寿命问题。20世纪60年月，凭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增强了人防和泥沙的研究事情。1959年12月，周恩来在毛泽东提出“有利有弊”的指示后，指示建立了三峡防空炸科研向导小组，张爱萍卖力，张劲夫、钱学森、钱正英、林一山到场，并建立了以军事部门为主，有长办、中科院、清华大学等单元到场的三峡工程试验站。

长办作为三峡工程的设计单元，对三峡坝址也举行了防护研究。从1961年起，从宽河谷段的三斗坪坝址研究转向窄河谷段的石牌、太平溪两处坝址防护的研究。

1963年起又重点研究了太平溪坝址的防护事情。这一时期，我还与洪庆余到哈军工联系用化学爆炸作模拟试验事宜，在北京东花园、官厅水库举行了试验。以后，还在新疆核实验基地作了核爆模拟试验。1959年，鉴于三门峡水库淤积引起的社会严重关注，长办开始将水库调理与泥沙淤积作为重大科技问题举行深入研究，并于60年月初由武汉水院与长科院制作了三峡水库，开展库尾推移质5年至10年系列淤积对重庆港区与航道影响的长模型，开端查明推移质泥沙淤积纪律，得出航道深槽虽有变化但仍能保持一定航深满足正常通航和航运生长要求的结论。

此外，林一山亲率长办人员深入华北、西北多沙河流，对一些水库保留有效库容的履历举行实地考察，并针对三峡水量丰沛的特点举行研究，得出可在多沙的汛期降低库水位泄洪排沙，待汛后再蓄水至正常水位，使三峡水库保留有效库容的调理原则。1965年，长办提出结果陈诉，上报周总理和毛主席，并在黄河三门峡试用了研究结果，取得了很好效果。

这期间，中央特别是周恩来仍没有放弃三峡工程。1962年至1963年，周恩来准备搞三峡工程。

林一山和我在北京呆了两个月，随时准备向周总理陈诉，可能是他脚受伤了，休息了一段时间，我们等了两个月也没有汇报成。1965年1月17日，林一山去向周总理汇报长办的事情，要我去汇报三峡工程的情况。其时正值春节前，林一山汇报完，准备由我汇报，但因周总理又摆设几位副总理汇报事情，我就没有谈成。

周总理最后送我们出来，林一山让我向他讲一讲，总理说：“唉，你不用跟我讲了，我知道。”因为1958年是我向他汇报丹江口工程，他记得很清楚。其时他已经有个想法，丹江口工程完了以后接着就干三峡工程。没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作，把兴建三峡工程延长了。

葛洲坝工程上马及三峡坝址的选定1969年10月，毛泽东视察湖北时，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提出要修建三峡大坝，毛泽东泼了“冷水”，向张体学提出“头顶两百亿立方水，你怕不怕”，指出在现在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事后，张体学凭据一些同志的意见，提出先修葛洲坝工程。但根据长办已往研究的建设法式，葛洲坝工程属三峡工程的一部门，是三峡工程的反调治工程，应在三峡工程建成之后兴建，或与三峡工程同时修建。1970年3月，周恩来通知湖北省军管会，要林一山到北京到场全国计划事情集会预备集会，研究“四五”计划纲要。

集会是在北京饭馆礼堂开的，我跟林一山一起去的。周总理在会上问：“林一山来了没有？”林一山答： “来了。”周恩来说： “兴建长江三峡工程是伟大首脑毛主席的伟大理想，我们一定要在他健在的时候把这件事定下来，不把这件事办妥，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其时，周恩来计划把三峡工程写进“四五”计划纲要中。这个文件我亲眼看到了，就是在北京饭馆开会时周恩来的秘书、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给我看的。4月30日，水电部在向周恩来汇报全国电力事情时，谈到葛洲坝工程问题。周恩来表现要比力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先上哪个好。

武汉军区也对葛洲坝工程很是努力，司令员曾思玉从朝鲜会见回来后，一直住在北京，希望能把建设丹江口的队伍转移到葛洲坝。周恩来把林一山找来，综合各方意见，重复权衡，最终认为先上葛洲坝，可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9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中央和国务院报送《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陈诉》。

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会，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情况汇报。24日，周恩来将武汉军区、湖北省的陈诉及《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并附上林一山的阻挡意见，呈送毛主席。批复送审稿提出在“四五”计划期间兴建葛洲坝工程是可行的； “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海内防空炸的技术气力的增长，修高坝履历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思量何时兴建。”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77岁寿辰的这天，写下指挥：赞成兴建此坝。

毛泽东批准的第四天，葛洲坝工程就在尚未做完设计的情况下，大规模开工了。由于准备不足，事情越来越被动，施工质量发生了严重事故。1972年1 1月，周恩来得病两次召聚会会议议，研究葛洲坝工程问题，并责成林一山等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下。

经由充实讨论，决议葛洲坝工程停工两年，修改设计。其时长办确定由我卖力葛洲坝工程的设计修改事情。1974年9月，在国家建委主任谷牧主持下，审查了设计方案，葛洲坝工程于当年复工。复工以后，我就恒久住在工地到场建设。

1975年葛洲坝工程基本走上正轨，1981年头实现截流，1981年中通航发电。1974年葛洲坝工程复工后，三峡工程建设问题又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根据计划，葛洲坝工程竣工后接着就搞三峡大坝。

为此，70年月中期，长办开始着手体例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陈诉。由于60年月研究人防问题时，三峡坝址变来变去，这时首先要确定好三峡坝址问题。1978年2月，水电部在现场召开了“坝址选择准备集会”。

1979年4月，国务院召开集会，听取有关三峡事情汇报，决议由林一山主持召开选坝集会。1979年5月，三峡选坝集会在武汉洪山宾馆召开。

55个单元200多名代表到场。代表首先考察了太平溪、三斗坪两个坝址和荆江大堤险段，随后举行讨论。讨论中，代表对这两个坝址的优缺点各持差别意见，未告竣一致。同时，部门代表还提出三峡工程不宜近期建设的意见， “主上”与“反上”双方也吵得不亦乐乎。

1979年9月，凭据国务院指示，水利部主持召开选坝汇报会，40多名专家与会，仍未取得完全一致意见。会后，水利部向国务院写了陈诉，除反映各方意见外，推荐以三斗坪开展开端设计。争论多年的坝址问题终于确定下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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